昭和天皇裕仁是不是战犯？战后他为啥一点事都没有

二战期间的日本天皇裕仁这阵子被我国网民好一阵调侃，一些自诩理性中立的人为此又出来丢人现眼一番，说什么这么做会影响中日关系，说什么昭和天皇当年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，理由是他在战后没有被当作战犯，因此不该承受这些调侃，等等等等。

所谓影响中日关系这种说法，我就懒得反驳了，日本人战后拒绝承认南京大屠杀、修改历史教科书、参拜靖国神社，这类的事情他们干的多了。他们都不怕影响中日关系，我们作为当年战争的受害者，我们还要顾及两国关系，这就太贱了。

今天主要说说另一条，就是当年的昭和天皇在二战中的罪恶问题。老实说，我们中国人考虑一个日本人是否应该受到公平对待，这件事本身就很可笑，但是事情既然说到这了，那就稍微花点时间研究一下。

昭和天皇裕仁（1901-1989）作为日本二战时期的国家元首，其是否应被认定为战犯的争议，核心在于对其战争责任的界定——从史实来看，他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在法理与道义层面具备战犯属性。

裕仁并非传统认知中“象征性君主”，而是深度参与日本侵略决策、对战争进程拥有实际控制权的核心人物，其行为完全符合国际法对“战犯”的定义（即参与策划、发动或实施侵略战争的个人）。

从史实来看，他的战争责任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：

1、决策层面：主导侵略战略制。裕仁全程参与日本对外侵略的关键决策，并非“被动接受内阁意见”。1931年“九一八事变”后，他默许日军扩大侵华规模；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，亲自批准“华北驻屯军”和“上海派遣军”增兵，直接推动战争升级为全面侵华；1941年，他召开御前会议，最终批准对美、英、荷宣战，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。

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在《天皇的战争责任》中指出，裕仁通过“御前会议”、“大本营会议”等机制，直接掌控军事决策，甚至对具体作战计划（如偷袭珍珠港）拥有最终审批权。

2、执行层面：纵容战争罪行。对于日军在侵略过程中犯下的反人类罪行，裕仁不仅知情，更未加以制止。南京大屠杀期间，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曾向其汇报战事，裕仁未对暴行提出任何质疑，反而对日军“战果”表示肯定。

日军在满洲实施的“731部队人体试验”、“细菌战”等罪行，均属于“陆军省-大本营”体系下的秘密计划，而裕仁作为最高统帅，对陆军的核心行动拥有监督权，却从未干预。此外，他还多次对侵略军颁发“敕语”，鼓励士兵“为天皇献身”，实质是对侵略行为的精神背书。

3、法理层面：符合“甲级战犯”定义。根据1945年《波茨坦公告》及1946年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》，“甲级战犯”指“对和平的犯罪”，即策划、发动或实施侵略战争的国家领导人和高级官员。

东京审判中，东条英机、土肥原贤二等人被定罪的核心依据，正是“参与侵略战争决策”，而裕仁在决策链条中的作用远高于这些内阁成员——东条英机作为首相，其权力仍需依附于天皇的“委任”，重大决策必须经裕仁批准。从法理逻辑看，若东条英机是战犯，裕仁更应被追责。

然而，在东京审判中，以美国为首的盟国没有把裕仁列为战犯，本质是美国主导的“政治妥协”，而非“法理豁免”，核心目的是服务于美国战后对日本的占领统治与战略布局。

首先，美国要利用天皇的“象征权威”避免日本统治崩溃。

美国在1945年8月占领日本后，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快速稳定日本社会秩序。当时日本民众长期接受“天皇神格化”教育，若将裕仁定为战犯并审判，极可能引发日本民众的大规模反抗，导致占领成本急剧上升。

美国驻日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在1946年给华盛顿的报告中明确指出：“若废除天皇制，需派遣100万军队、花费数十亿美元才能维持占领秩序”。相反，保留裕仁并使其“去神格化”，承认自己是“普通人”，既能瓦解“军国主义精神支柱”，又能利用其残余权威让日本民众服从美国占领。

裕仁也非常听话，在战后多次发表讲话，呼吁日本民众“遵守占领军规定”，成为美国稳定统治的“工具人”。

其次，留着这个天皇，有利于美国将日本打造成“远东反共桥头堡”。

1945年二战结束后，美苏矛盾迅速激化，1947年“杜鲁门主义”出台标志冷战正式开始。美国为了在远东遏制苏联与中国，急需将日本改造为“反共盟友”，而保留天皇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一步。

一方面，美国需要通过“宽容对待天皇”，向日本保守势力释放信号，推动日本尽快恢复稳定并建立亲美政权；另一方面，保留天皇制可减少日本民众对美国的抵触情绪，为后续《日美安全保障条约》的签订奠定基础，使日本成为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基地。

另外，留着昭和天皇还能规避“君主责任”的法理争议，避免冲击西方君主制体系。二战后，英国、荷兰、比利时等盟国仍保留君主制，若将裕仁定为战犯，可能引发“君主是否需为国家行为负责”的法理争议，进而冲击这些盟国的君主制合法性。美国作为西方阵营领袖，需考虑盟友的政治立场，避免因审判裕仁导致西方内部矛盾。

东京审判虽对28名甲级战犯作出判决，但因裕仁未被追责，导致日本战后对战争责任的反思始终不彻底。日本国内长期存在“天皇无责论”、“战争是内阁责任”的错误认知，甚至出现美化侵略战争的“历史修正主义”，这与裕仁未被追究责任有直接关联。

从历史事实出发，裕仁具备明确的战犯属性，其免诉并非“无罪”，而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政治妥协。说到底，就是美国将自己的政治利益凌驾于法理正义、实质正义之上的结果。

昭和天皇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战犯，今天我们任何嘲讽斥责他的话语、作品，都是无比正义且毫无争议的，谁有异议谁犯贱。